我是在苏北泗阳棉花原种场长大的孩子。那里的风，总似裹挟着黄河故道千年的泥土腥气，苍凉而厚重；那里的水，总在沟渠纵横间泛着粼粼波光，灵动而深情。那段岁月，宛若一坛深埋于老灶膛草木灰中的陈酿，封存在记忆最幽深之处。一旦启封，醇香便溢满胸腔，醉了流年，也温润了余生。

初春，大地回暖，草长莺飞。原野上最勾魂的，莫过于“拔茅荑”。那刚抽穗的茅草芯，白嫩如玉，掐断取出，往嘴里一塞，鲜嫩清甜瞬间在舌尖绽放。那是大自然最本真的馈赠，亦是贫瘠年月里，味蕾上最早苏醒的一抹甘甜。

及至清明，柳条抽出鹅黄的嫩芽。我们折来编成草帽，扣在头上，手持削得尖尖的木枪，在巨大的草垛间穿梭潜伏，上演“逮特务”的戏码。稚嫩的草帽下，藏着一颗颗渴望成为英雄的滚烫之心。那一瞬，脚下的泥土地仿佛化作硝烟弥漫的战场，我们在奔跑中追逐着关于勇气的幻梦。

盛夏，是水乡泽国最喧闹的时节。沟塘见底，正是“戽鱼”的好时机。几个半大孩子合力，用戽斗将河水一瓢瓢舀干，眼见鱼儿在泥泞中徒劳扑腾，那份原始的征服感令人心旌飞扬。运气好时，还能徒手“逮泥鳅”，滑溜溜的身子从指缝间穿梭，满手污泥，却乐此不疲。我们举着长竹竿去“粘96”（知了），我们争着爬上桑树巅摘桑枣子，在那此起彼伏的蝉鸣里，在争先恐后的本能中，蕴藏着少年独有的专注与执拗。自然也干过不少“坏事”——月黑风高夜，偷西瓜、摸苹果，那战战兢兢又极度刺激的过程，如今想来，竟也成了回味悠长的趣话，是独属于童年的冒险。

秋天，是收获与忙碌的交响。我们去水塘里“捞菱角”，在收割后的田垄间“抢花生”“拾棉花”。一筐筐沉甸甸的收获，是对土地最朴实的回报，也是那个年代特有的、靠劳动换来的纯粹快乐。

冬日严寒，茅草屋檐下挂起长长的冻凌铛。我们穿着单薄的、垫着芦花的棉鞋，双手蜷在袖笼里，早早挤在老家东山墙根晒太阳。老人们讲着古老的故事，我们听得入神。偶尔玩起“斗鸡腿”，单脚跳跃，互相撞击，笑声惊飞了枝头的麻雀。时光，就在那慢悠悠的日头里悄然流淌，静谧而安详。

老家的日子，总是伴着泥土的芬芳。我们这群半大孩子，习惯性地擓着粪箕，里面放一把粪勺，穿行在蜿蜒的田埂上积肥；左邻右舍的孩子们结伴去“割猪菜”，一边比试谁割得多，一边忙着磨镰刀，稍不留神，锋利的刀刃便划破手指，渗出血珠来，却也浑不在意。最痛快的莫过于夏日里“光腚下河”，像一条条泥鳅在水里钻上钻下。清凉的河水，不仅洗去了身上的泥垢，也带走了所有的疲惫与顽劣。夜幕降临，“藏梦梦”（捉迷藏）开始了，我们在黑暗中屏住呼吸，心跳声大得仿佛要冲出胸膛——那是童年最真实的悸动。

那时的生活虽苦，居所是“茅草屋”，冬暖夏凉，却怕连阴雨；吃饭用的是豁口的“黑边碗”，虽不精致，却盛满了人间烟火。夜晚，在如豆的“煤油灯”下写作业，昏黄的光影摇曳，照亮了书本，也照亮了我们走出老家的路。那时，家家户户离不开“大鲁稀饭”，黏稠香甜，喝下去浑身暖洋洋；母亲摊的“糊蹋子”，金黄酥脆，咬一口满嘴留香；到了萝卜成熟的季节，母亲腌晒的“萝卜干”，咸鲜爽脆，更是清贫岁月里的滋味担当，那时若能尝上一口咸鸭蛋，简直是奢望。

如今，我身在异乡，双脚虽已踏在繁华的柏油路上，心却无时无刻不向着那片生我养我的苏北故土张望。那些童年的散记，那些埋入黄土的父辈们的魂魄，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往事与追忆。它们如同深入骨髓的胎记，无论岁月如何冲刷，始终清晰如初，滚烫如初。

夜深人静时，耳畔总会隐约响起粪勺磕碰粪箕的清脆声响，舌尖仿佛又泛起“拔茅荑”时那抹清甜；眼前总会浮现煤油灯下摇曳的昏黄光影，鼻尖似乎又嗅到大鲁稀饭升腾的温热香气……这些零碎的片段，拼凑成了我生命中最厚重的底色。

我对那片土地的眷恋，早已超越了乡愁的范畴。它是我灵魂的根，是我面对世间风雨时最坚硬的铠甲，也是我内心深处最柔软的牵挂。无论走多远，苏北乡野老家的风永远吹在我心头。那里的每一寸泥土、每一道沟渠，都早已融进了我的血脉。

那段童年，是我回望来路时永远温暖的灯火，更是我此生无论漂泊何方，都誓死守护与热爱的精神归宿。